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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基础上，中共于1953年提出和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确定了“一化三改造”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同时展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起步，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起来，同时政治民主化建设加快。
当时的经济是一种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性经济，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巩固和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国家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经过合作化道路，逐步把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国家鼓励和指导私人资本主义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已义，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到1956年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经济成分中，国营、集体和公私合营已占93%，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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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上
（1）解决了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困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稳步提高。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共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管全国财经、进行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精简机构、整编军队，在农村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兴修水利、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合理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到1952年，国家财政经济取得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并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市场物价稳定，物资比较充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3年，中共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超额完成：完成了三大改造；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已经起步；工矿业成就突出，建成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500多个重要项目，涌现出了王崇伦、赵梦桃等劳动模范，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农业生产也按计划完成，涌现出了劳动模范李顺达等；交通运输业方面，建成宝成、鹰厦等铁路30多条，通车里程达3万公里；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使南北铁路贯通；修建了康藏、青藏、和新藏等公路，沟通了西藏和各地的联系。（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关键在于：清醒地估计形势，对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与实际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恰当估量；搞好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结合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讲求经济核算，把提高经济效果放到了重要地位。）
（2）社会经济结构由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转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
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是我国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使国家政权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农民获得了土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城市手工业者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压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生产力状况和各阶层群众的认识水平，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酝酿到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从限制到消灭的政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与当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发生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产生这种认识的根源，则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教条的理解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逐步改变直至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的经济成分，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认为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表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其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威胁；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分散性与国家有计划的积极建设不相适应，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粮食和国内市场，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两极分化，进而出现新的剥削阶级；个体手工业是小商品经济，它也是不稳固的，如果听任其自发地发展，也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认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目前对国计民生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必然对国计民生产生消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造。从战略策略考虑，认为应该尽早解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而当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又容易产生一个强大的互动效应，由此我国形成了三大改造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局面。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合作社的数量越来越多，工商业改造越改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城乡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已所剩无几。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是脱离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它导致了我国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从所有制上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历史地分析，在当时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人民政府手中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干扰国家经济秩序的能力和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对其进行改造是必要的，但对其进行彻底迅速的改造，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和做法是偏“左”的。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第一、确立背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功，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积累了经验。
建国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使解放前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又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而且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资本，很少有工业资本。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因此，当时由国营经济和国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很自然地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
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在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必要的。
促使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又一因素是，借鉴苏联经验，照抄照搬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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