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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吸取苏联的教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根据地的已有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针、步骤和政策：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正确的政策，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赎买民族资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了起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力图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提出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要逐步寻找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适当形式的重要思想；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走工业化的道路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包含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加强思想工作，提高群众觉悟等重要内容；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注重综合平衡。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在他晚年没有全部都坚持到底。
3、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大倒退。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认为：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
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起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利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以后还要多次进行。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话有了特定的含义。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建国后的“左”倾错误首先出现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当时党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左”倾错误进一步深化了。到60年代中期，当我国周边国际局势趋于紧张是，毛泽东等人更加坚定了对错误形势的估计，得出当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个部门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结论，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除此之外，毛泽东个人的武断专权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中共中央未能制止毛泽东的错误；江青、林彪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错误；毛泽东对自我意识的过高估计和肯定，及处理问题的方法的过分自信的心理定势等因素都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探索中，同时存在两种发展趋向，其中错误发展趋向逐渐压倒了正确发展趋向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照搬苏联经验转向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规模问题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实现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的较高速度，这本是必须和正确的，超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意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带来严重的后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也是必须和正确的，但超过真理的界限，把一定范围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及可能夸大其词，把许多正确的思想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那是错误的、有害的。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倾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倾向占上风，或者不同倾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总起来看，10年中错误发展趋向的不断发展压倒了正确发展趋向，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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