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起，我国对个体经济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开始从行业特点等角度来认识个体经济。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中指出，饮食、缝纫、浴池、修理等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行业，“可以基本上让集体或个人去经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就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体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区别开来。《决定》进一步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的长期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80年代，随着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部分个体劳动者手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经营管理知识，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87年，全国私营企业总数达到 11.5万家。对于这一必然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党和政府在开始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即不鼓励、不宣传、不取缔、看一看的政策。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具有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1988年4月，七届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也指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力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有关私营企业管理的暂行条例及有关法规，从立法角度保护私营企业的合理存在和健康发展。从此，党和国家对私营经济有了明确的态度和政策，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中继个体经济之后也有了自己确定的地位。

外资经济进入我国，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种类。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受此提出三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友谊的补充”。外资企业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其情况要比个体、私营企业复杂一些。因为除了独资企业以外，有相当部分是以合资、合作形式存在，同时合作的对象既有国有企业，也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对于外资经济，我国的认识和政策总的来说比较明朗，即积极吸引、大力扶持，给以各种优惠条件和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外资补充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因此，与个体经济和私营积极相比之下，外资积极在我国的发展要相对顺利一些，同时，外资积极对我国社会主义积极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人所共知。

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入，不仅从行政和立法上逐步健全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各项法规制度，而且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结合。1989年，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快发展，绝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实行经济‘私有化’”。中共十四大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党的十五大更加完整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且说明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十五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形成了完整的思想。这就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高度加以确定，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肯定，以“财产法律制度”加以巩固；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格局和比重，就全国而言，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资产要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继续鼓励和引导，使之健康发展。